事件之二：
初中时，父亲是县里副食品公司经理。我的历史老师和班主任都待我很好，这缘由大家都知道，老师把那个黑油油的人造革兜子给我，同学们都用嫉妒的目光看着我，我很得意。当我把那肥肥的猪肉给老师带来，老师看看，笑得合不上嘴。“一点骨头都没有呢！”他用手捏捏，很满意。你就是用号买，也总是要带些骨头呢，更何况我的历史老师早已把号用光了。老师讲历史，讲得特别好，很生动。每次那鼓胀的眼都要从眼睛框里崩出来似的；有声有色，他好像是南方人，不光是我喜欢他，同学们都喜欢上他的课。
可怜的我，其实父亲做干部，对待自己家人是很原则的。我们家是凭供应号买肉吃。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经商意识，可那次买卖让我分文未收，这让我痛心疾首，欲哭无泪，到如今我早已白发挂鬓，这件事依然让我耿耿于怀，以至于让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做买卖。
我有一个哥哥，他长我一岁。那夜里，全家围在火炕煤油灯前，把玉米面糊糊喝得震天价响，个个的脸都喝得通红通红，而那碗都光光亮亮，根本就用不着洗了。母亲开始把猪肉切成四方小丁，有表皮、有白肉、在顶头处更有红肉。母亲要做的是，是把这肉放入锅里，在那快要熄灭的火上，炖这些肉。肉放到锅里，大家伙也就把被褥展开，一个个依次躺下。一个人也就是占多半个枕头的位置。我是睡在靠墙的大炕头上。我的头顶便是炖肉的锅了。黑暗中我很想把手伸向锅里，然而母亲手中早已准备了棍棒。“明天是给你过生日，”母亲临睡前对我说，又转向我的兄妹，“晚上谁都不准偷着吃！”
大家在肉香四溢中静静入睡。可母亲还是担心着肉会不会煮不熟？或者熬干了锅？或者……
全中国人都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爱吃红烧肉，而我母亲做好的正是这种红烧肉，不等吃，看着就会流口水。肉块儿少得可怜，只能是分着吃，无论大人小人，每人四块。当我正在欣赏这几块肉时，“老二，你过来。”老大在叫我，他藏在门角处，向我诡秘地笑着，“你能不能把肉卖给我？”这很突然，一时我眨巴着眼，问：“你买我的？”
“是呀。”
“多少钱一块？”
“两块一分，四块两分。”
“那……？”
“我现在没钱，等到我有了钱一定给你。我现在给你打个收条。”
我就这样把四块肉卖了，他给我写了两分钱的收条。可等到第二天早上我起炕后，我的收条却不见了！无疑是老大给偷去了，那二分钱也就自然不能够兑现。
事件之三：
读高中时，班里只有三个女生。其中之一是我疯狂追逐的常娥，窈窕、妩媚、淑静、婀娜多姿，讲话细言细语。她似杨柳，风吹怕损；步履轻盈，似飘云端之仙女；皮肤洁白而细腻；柳叶眉，杏核眼；口唇红润，牙齿整齐。总之，一句话，她就是林黛玉的复制品。
我追她追得很苦、很执着。我几乎天天都为她作一首诗，可是我写出来不敢送给她，生怕给她带来什么伤害。我暗恋她很久很久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劳动，是栽果树，是我帮着她干活儿，这样便建立了初步友谊。后来是我假借让她给我修改诗歌，把那一首首滚烫的诗歌呈在她的面前。
我说过，恋上她是一个错误，就其家庭背景，她与我是格格不入的。她们家是上海人，她的父亲是个老大学生，毕业于同济大学。她的爷爷在旧社会是个有名的大资本家。你看她的穿衣打扮，举止言谈都是与众不同的，在那样一个家庭环境下熏陶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般。她简直高不可攀，而我却偏偏爱着她；是不是很傻？而后我又做出了惊天傻事，也就是因为她，我坐了五年的牢。
她的父亲是被作为一个反动的学术权威而下放到这个小县城的，是在猪场劳动。一天，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死了十多头猪。于是便遭来无休止的审查和批斗。到后来，他天天都在大口大口地吐血。有个叫郝老三的人硬是把他拉到会场。他就那样惨死在会场上……而到如今，这个叫郝老三的人活得却很滋润，而且官越做越大……
常娥向我哭诉着这一切，我的眼眶也盈满了泪水。在讲故事之前，她对我说：“你能不能帮我报仇？”我很干脆地说：“能！”我既然答应了她，就要付诸行动。就是呀，男人说话不能当屁放！为人要讲个信誉。
我在收音机里听到，做了台湾的特务就会有枪发过来。于是我便给台湾写信索要一把无声手枪。反正有了枪，我就能为常娥报仇了。只要把郝老三杀死，我即使被捕入狱也值得。
信一发出，我便天天到学校传达室去找我的回信，看有没有我的包裹。
只有鬼才相信那信能发到台湾。我这信其实在县邮局就被拦截了。
那是一个冬天，天气异常地寒冷，下了雪，又刮起了狂风。我家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，那天晚上，天还没亮，听得房前屋后都有狗在乱叫，而我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外边发生的一切都全然不知。我的天！房上房下，院里院外都站满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。当他们冲进来时，全家人被吓得发出尖叫，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？而我赤裸着身子被押上吉普车时，也都不知是为了什么。
一夜过后，我便成了台湾的特务，还有一个罪名，叫：现行反革命。
